留学，就那么回事！换个活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西班牙语号称是“上帝的语言”，比英语清脆、比法语圆润、比德语亲切。十年前，无论在国内读西班牙语专业还是去西班牙留学的人，都是凤毛麟角，如今学西语的人如滔滔江水。 2005年，西班牙留学生总数只有724人，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西班牙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8155人。 西班牙有很多高质量而有着历史悠久的大学，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庞培法布拉大学、马德里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等。另外，西班牙的商科教育蜚声国际，其三所著名的商学院：IE商学院、IESE商学院、ESADE商学院全部位列欧洲商学院排名前十，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今儿不说马德里，不说北部某省，不说海鲜饭的发源地，而是加泰罗尼亚，西班亚最富裕的地区。这个地名是否有些陌生？乔治·奥威尔熟悉吧，他的那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定了解吧，再不然，巴塞罗那不陌生吧，就是这个自治区的首府。 学西方文学的童鞋们，大多充满着理想主义情节，对于巴塞罗那情节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奥威尔的影响，不自觉的憧憬着自由与民主。 在奥威尔笔下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城市，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到处飘扬着革命的红旗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所有的商店、咖啡厅，甚至擦鞋匠都集体化了，理发店里张贴着理发师不再是奴隶的告示；人人平等相待，不再说“阁下”、“先生”、“您”等词语，而以“同志”、“你”相称；街上的彩色海报，甚至有规劝妓女从良的内容。 看来，憧憬自由独立的人们，选择去巴塞罗那是一定的事情。 2017年10月2日凌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宣布独立，约226万人在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中投票，其中90%投票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 我有个学妹，前段时间去西班牙留学。她说她一位朋友定居巴塞罗那，说下次去看她得办签证。看来，世界都已经接受了加泰独立的事实。用她的话说，独立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不接受独立就无法体现民主自由的意义，更让专制泯灭人类的尊严。 独立的喜悦还不到一个月，2017年10月28日，西班牙政府发通告，正式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并解除该地区高级领导人职务。同时宣布在12月21日举行新的地方选举。 这是否也在表明，加泰罗尼亚地区一切都在西班牙政府的掌控之中，这一切对赴西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在巴塞罗那考大学，加泰罗尼亚语是必修课。加泰罗尼亚语不合格，你就上不了大学。90年代初去菜市场买菜，人们只跟你说加泰罗尼亚语，你听不懂，就不卖给你。加泰罗尼亚人最崇拜建筑大师高迪，其中的情结除了他无与伦比的作品外，最重要的还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加泰罗尼亚人，一个不说西班牙语的加泰罗尼亚人。凡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西班牙的“国家德比”，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足球队的比赛场场火药味十足。在足球联赛中，巴塞罗那可以输给任何一个队，但决不能输给皇家马德里，皇家马德里也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足球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民族矛盾。 对于纠结于选择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留学的人，我想和大家说，你去西班牙，可以不去马德里，但必须去巴塞罗那。特别是对那些每个细胞都充满文化、艺术、建筑的童鞋而言！ 为什么？ 因为 著名的“毕加索博物馆”和“米罗美术馆”都在那。 这里还是建筑家的梦想之地。巴塞罗那几乎所有最具盛名的建筑物都出自安东尼·高迪之手。 当然，加泰罗尼亚有的不止巴塞罗那，还有菲格拉斯——西班牙国宝级大师、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家乡，著名的达利剧院博物馆也在那里。 在达利博物馆开馆当天，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也亲自出席，达利在开幕式上说， “我要让这里成为欧洲的精神中心，从今天起欧洲的精神中心就坐落在这座博物馆穹顶中央的垂直线上。” 的确，来西班牙的人几乎都不会饶过这座博物馆，据说达利博物馆每年的参观人数甚至多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这个加泰罗尼亚的小镇也因此被称为“西方艺术的麦加”。 不过，对于留学海外的学子而言，加泰闹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让我们先回到闹独立之前中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学位、学历互认协议~ 1、西班牙承认中国的高中文凭和高考成绩。 2、西班牙认可的中国高考最低分数要占总分数的45-60%。举例，750分满分的考试，最低分要达到337.5分才会被认为通过了考试，具备申请西班牙大学的权利。 3、高考成绩转化必须通过认证并转换，生成Credencial认证表格，此表格证明该学生有资格申请西班牙的公立大学。 如果12月的公投结果，加泰独立了，对中国留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逻辑以及几位重量级法学专家的观点，即根据《欧盟第52号条款》列出的欧盟成员国之一包括西班牙，而不存在加泰罗尼亚，所以，加泰罗尼亚独立就会自动被踢出欧盟和欧元区；同样的逻辑，2007年签署的《学位、学历互认协议》来自两个独立主权国家西班牙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泰罗尼亚《学位、学历互认协议》，也就是说，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那天，可能就会自动退出中西两国曾经签署的《学位、学历互认协议》！ 即便“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为了获取中国的支持，承认中国的“学分”、“学位”、“学历”；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不太会承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也不太会承认那里的一切；而且中国可能不想、也不允许在短期内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有任何瓜葛！ 换言之，1个月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出现了，在那里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可能处境尴尬，他们在加泰罗尼亚那些大学里获得的“学分”、“学位”、“学历”或许将面临不被中国所承认的巨大风险…… 当然，那些“奥威尔”学子们依然会相信人性之善，他们会一边读着《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阳刚之气十足的书中的温情插笔，一边感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从西班牙人身上看到了仁义的闪耀。” 因为，作为一向中立而务实的中国人，加泰的独立从根本上影响不了他们的留学，除非是学校或者专业发生了变化。 很多朋友担心，西班牙留学回国找不到工作，其实，大可不必， 我有个学妹，Jenny，高二那年，偶然看了一部讲“巴塞罗那的建筑灵魂”——西班牙建筑家高迪的纪录片，从此爱上了建筑，在Jenny看来，建筑设计能满足建筑师所有的贪心和欲望，“我们可以披着艺术家的华丽外衣，做工程师的技术活。它还让所有业余活动都变得理所当然，画画、摄影、旅游、编程……全是我喜欢的，一切都刚刚好。” 在高考后，硬是顶住家里的压力，读了建筑，而不是父母一早选定的石油。对此，她的解释是：“建筑设计是我一辈子的情人，它是我知道的少数能为生活增添乐趣而不是磨损生活趣味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感、成就感，乃至刺激的快感。” “欧洲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地方，体现在建筑上就是现代与古典的完美交融，比如法拉利博物馆，通过玻璃相互映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里还有太多完美的建筑，希望有一天我能一一看遍。” 所以，她选择了巴塞罗那开启了她建筑求学之旅。 把在欧洲看到的、学到的让Jenny更坚信自己的判断，她认为欧洲先进的建筑技术也会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帮助中国建筑工程行业与国际接轨。 前不久，看到了一则新闻，说比起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数字日益下降。复旦大学是沪上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学校，目前在校留学生约7000人。据悉，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动机很多元，大多数亚洲留学生是为了实现更好的职业规划，这点和中国留学生很相似，"他们纷纷来到中国留学，主要是为了将来就业容易"。 虽然亚裔学生留学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但实际上，"他山之石"更值得借鉴。比如，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大多是从个人兴趣角度出发选择留学目的地的。所以，他们的留学生活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除了学习知识，更注重留学地的文化体验。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之前在新加坡留学期间认识的一个95后妹纸，“你读完之后会回国吗？” 我问她，毕竟国内或亚洲的就业机会会多许多。 “我不想这么早把自己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还小，毕业后我想多在外面看看。也许会在英国呆一呆，也许去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我现在还不想考虑那么多现实的问题，如果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份好的工作和收入，那我根本不必出国。”她笑着说。 根据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给出的数据显示，2016年旅西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比上一年增长21%，总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 尽管8000人在中国所有在校大学生数量中仅仅是九牛一毛，但是，选择西班牙留学的趋势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呈现非常乐观的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高等院校里开通西班牙语课程也出现5%的增长，现在已经有101所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并且颁发专业文凭。留学行业已经逐步从“大众化”迈入“差异化”时代。 扯远了，回头再看看加泰公投，如果公投结果是加泰仍然属于西班牙，那么，一切照旧，虚惊一场。 欢迎拨打居外热线：4000417515、留言或在菜单栏发送消息，进一步了解全球留学的详细信息。 作者：Lisa 责任编辑：Shelly Du
英国的税收无处不在，一般和个人相关的税有以下几种：个人所得税，石油税，增值税，关税，消费税，路税，社会保险税，地方税等。其中属个人所得税情况最复杂，注意事项最多。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顾名思义，就是指为你的个人收入而缴纳的税。缴税时间是每年的4月6日到次年的4月5日。目前个人所得税归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收取和管理。一般来说生活在英国的人，他们的收入从来源来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英国境内的收入和英国境外的收入。我们在这里针对这两种情况的纳税义务具体说一下。>>>英国置业百科：英国购房流程|英国房贷申请|英国房产税费英国境内的个人收入英国的税法规定，任何人在英国的个人收入一般都是需要加纳所得税的。这些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工资信托基金所得股息大多数储蓄利息自雇盈利（包括通过网站或软件提供服务的利润所得）大多数养老金，包括国家养老金，公司和个人养老金和退休年金部分国家和社会福利租金所得（除非是和租客一起居住且年租金少于7500镑）等以下类型（不限于）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储蓄津贴下的储蓄利息通过免税账户的收入，如个人储蓄账户（ISAS）和国家储蓄券公司股息的第一个£5000部分国家福利债券或国家彩票低于7500镑的房屋租金（但是必须和房客居住在一起）英国境外的个人收入以上都是讲的在英国境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如果你的收入部分，甚至全部都是来自境外的，这样的情况缴税方面又是怎么个说法呢？来自境外的个人所得收入是指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外的任何国家的收入（海峡群岛和马恩岛也属于英国境外）。一个人的境外收入可以包括下面几种：境外工资所得境外投资和储蓄利息境外房产的租金收入境外养老金所得对于以上境外收入，你是否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则完全取决于您是否是英国居民。按照英国税法，一个人是否是英国居民一般取决于一个人在相关的税务年度里（也就是从一年的4月6日到下一年的4月5日）在英国所居住的时间。如果你的情况属于下列的一种，你自然是属于英国居民：如果你在一个税务年度里在英国所呆的时间达到了183天或者更多；你唯一的家就在英国（无论是租的，买的）而且你一年中在英国的时间不少于30天。如果你的情况是属于下列的一种，你自动就不是英国居民：你一年中在英国所呆的时间不超过16天；你全职在海外工作，一年中在英国所呆的时间不超过91天。按照法律规定，一般只有英国居民才需要对海外收入纳税，而非英国居民不需要对海外收入纳税。比如说美国总统欧巴马虽然收入也在不低的数字，但是由于他在一年内只有在访问期间在英国呆上几天的时间，他在美国的收入是不需要在英国交税的。但是如果英国现在首相梅姨在美国访问期间，偷偷地在哪个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收入10万英镑的话，她就必须为这个收入纳税。如果你的境外收入被双重征税的话，应该怎么办？一般来说，一个英国居民的境外收入在当地都是需要按照当地的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么这个英国居民在拿到净工资之后，到了英国按照英国的税法仍然有可能会被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出现了双重缴纳的情况。这时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申请退还部分或全部多缴的税款。通常申请退税时，首先需要申请境外税抵免（Foreign Tax Credit Relief），具体退税的金额取决于您获得收入的国家和英国签订的“双重税收协议”（Double-taxation agreement），但通常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您还是有机会可以成功申请退税的。至于可以退回来的具体金额，可能并不是您多缴那部分的全部金额。如果您获得收入的国家已经在双重税收协议里规定了小额的退税金额，或者您的境外收入在英国缴纳所得税金额较小，那么您申请退税可能就只是您重复多缴的一小部分了。如果您有多样收入，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一个人如果只有工资收入的话，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时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雇主在发放工资之前会把雇员的个人所得税已经扣除了。然而有时候一个人会有多样收入，比如一个人一年的总工资是18000镑，房租收入是10000镑，银行利息收入是1200镑。在这些收入中，工资和银行利息一般都是被扣除所得税之后再发放给当事人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计算个人所得税呢？实际上，这也很简单。就是把当事人所有税前收入加在一起，然后减去当事人的年度免税额（现在是一年10600镑），然后再按照相应的税率来计算出当事人所应缴纳的总个人所得税，然后再减去当事人已经被雇主扣走的个人所得税，银行扣走的利息税，就是当事人应该补交的个人所得税。这个计算过程叫做Annual self assessment return。当事人需要在每年的1月31日前上报给税务局的。学生的收入不需要纳税？好多来英国留学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任何人在英国的收入都是需要纳税的。学生的收入一般不需要纳税，这是因为按照移民法的要求，学生一般每周只可以工作20个小时（有些人只可以工作10个小时）。他们一年的总收入基本达不到个人10600镑的免税额，因此是完全豁免的。 （据英国邦利）
在1974年和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分别发生两次破裂。如果对照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日本房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增速换挡期改革转型取得巨大成功。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产业结构偏重，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整。当时日本政府从供给侧实施改革，积极推动和引导企业“减量经营”，同时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改革，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经济和股市持续繁荣。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却是不同的结局。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得到顺利化解，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 本世纪初日本“结构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效。“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小泉内阁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结构改革”，其中供给侧改革措施主要有放松规制和实施民营化改革、减税、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比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定改善，股市也出现止跌回升。 日本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启示。1）改革是唯一出路。应大力疏解产能过剩，淘汰和清理僵尸企业，放松服务业过多的准入限制和管制，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时不我待。改革需要落到实处、扎实推进，拖延改革行动可能会导致今后的问题更加严重。3）增速换挡期，住宅投资告别高增长时代，房地产政策应适应新发展阶段特征，避免寄希望于刺激重归高增长的泡沫风险。4）需求政策定位于配合供给侧改革，避免过度放水刺激。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和本世纪初经历长期结构性萧条后，日本曾两次实施供给侧改革，其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的改革 1.1. 改革的背景：增速换挡 1）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增速换挡后，1974-1991年的18年实现了年均3.7%的增长，属于中速增长阶段。1991年人均GDP达到19355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84.7%，步入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区间。 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客观要求：一是日本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现了一次人口出生潮。自1960年起，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进入了第二轮上升周期，自1960年的160.6万逐年上升（除1966年外）至1973年的209.2万，之后出生人口数逐步显著降低。二是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2）石油危机冲击下“滞涨”发生。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决定削减石油供应量并提高石油价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引起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日本也未能例外。当时日本出现了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等危机表现，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3）能耗和环境污染严重，国民不满情绪高涨。日本的高速增长期是依靠大量能源投入和粗放经营实现的。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从1955年到1964年，日本的能源消耗量增长了约3倍，主要能源也从煤炭转变为石油。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99.7%的惊人程度。日本的水源和空气也都受到严重污染，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环境公害，即镉污染所致的骨痛病、甲基汞污染所致的熊本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大气污染所致的哮喘病，对日本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国民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抗议示威事件层出不穷。到上世纪70年代，以四大公害诉讼均以居民原告方胜诉为标志，日本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已失尽人心，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4）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战后的日本和当时的中国类似，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直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迎来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同时期日本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双重影响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即工人工资开始快速上升。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增长得最多的。 1.2. 主要改革措施：降低成本、鼓励创新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引发一些日本企业自发开展经营调整，这种调整被称为“减量经营”，其核心主要有三条：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负担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和引导“减量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使得“减量经营”成为石油危机后的流行词汇。“减量经营”的实施非常成功，成为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折点。 节约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日本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石油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1975年，日本增加生产能力的设备投资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比重比70年代初降低了约50%。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改造和生产设备更新，有效节约能源。许多高能耗行业积极采取节能技术，如钢铁业大量采用高炉炉压发电设备，石油化工业采用加热炉的废气、余热回收技术，水泥业引进悬浮预热器技术等。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著名的《日经商务》杂志指出，在石油危机后的恶劣环境下，日本企业必须努力压低原材料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成本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从企业借款占营业额的比率看，1978年比1965-1973年平均减少6.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看，1985年比1975年提高7.7个百分点。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当时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业企业在一年内不削减6~14万雇佣人数以降低成本，就无法维持收益。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乃至减少主干劳动力等多种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据日本产业劳动调查所统计，1975年以后的四年中，包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东芝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减员达21万人。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2）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打击，日本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进入“特安法”时代，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特安法”认定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化肥等14种产业为结构萧条产业，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开工率只有60%~70%。针对上述结构萧条产业的调整和疏解方法包括：（1）采取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即由政府与产业界合作预测未来供求，对“过剩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2）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对那些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萧条行业安置工人和转产；（3）允许因供求明显失调、价格降到平均生产费用的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缔结有关限制产量、维持合理价格的垄断组织。“特安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1978年和1979年日本工业连续两年高涨。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已将这个项目视为日本7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成功典范，它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强，1973-1985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增速0.2个百分点，从1970年到198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了8.9个百分点。 2、日本的1974和1991年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不同的结局 2.1.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但这两次的影响差别很大。 第一次房地产泡沫于1974年前后形成。1955-1974年为日本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期，20年涨44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20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31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44倍（年均增速22.2%）。其背景是日本经济快速追赶期，GDP和人口快速增长。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亦即“泡沫经济”）于1991年前后形成。1986-1991年为日本“泡沫经济”的最后疯狂期，房地产价格涨1.7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73%，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年均增速18.4%），其中1987-1990年间年均增速高达24.6%，超过1955-1974年快速上涨期的平均增速。最后疯狂期大城市涨幅明显大于中小城市，而此前差异不大。1955-1985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5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78倍，从1955年算起，差异约为43%。但1986-1991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1%，而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1991年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进入漫长的下跌之旅。 1974年和1991年分别对应日本房价的两个拐点，从绝对值来看，1991年是拐点。但这两个时期泡沫幅度对比，需要考虑通胀和收入增长情况。1975-1991年间，日本所有城市名义房价上涨了167%，六大主要城市房价上涨407%。同期，日本人均名义GDP从4281美元，上升至28541美元，增幅为607%。以日元计价的人均GDP增幅为315%（期间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见，1975-1991年间，以日元计价的日本房价涨幅（167%）低于日本人均名义GDP的涨幅（315%），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涨幅（407%）大于名义收入涨幅（315%）。即日本整体房价泡沫，1974年大于1991年，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泡沫，1991年大于1974年。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是日本进入第二轮经济增速换挡期，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升值、货币政策宽松。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为应对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1986年1月-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五次降息至2.5%，货币供应量连续四年超过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1980-1990年间京都府、东京都和大阪府地价涨幅均在4倍以上，最高峰时日本土地价值约为当时美国的4倍多[ 参见巴曙松着《房地产大周期的金融视角》，P57.]。但1990年3月大藏省启动了对房地产金融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从1991年开始转为直线下滑，之后再也没有回升过。 2.2.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不同结局 如果对照日本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1974年前后的第一次调整幅度小、恢复力强，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1974-1985年日本虽然告别了高速增长，但仍实现了年均3.5%左右的中速增长。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72%，还有一定空间。1974年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接近峰值后，并没有转而向下，在1974-1991 年间维持在高水平。 1991年前后的第二次调整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1991年以后日本经济年均仅1%左右的增长，老龄化严重，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7.4%。1991年以后，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日本央行的下调利率有密切关系：1986至1987年度，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息，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日本央行维持低息政策长达两年之久。低息政策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反映在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上。与美国相同，央行随后的加息刺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1989年5月31日，日本央行加息0.75个百分点，此后的15个月内，日本央行再度4次加息，将贴现率提高到6%，连续加息对日本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巨大打击，东京圈城市土地价格开始了长达15年的持续下跌。 3、本世纪初日本的“结构改革” 3.1. 改革的背景 1）“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萧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繁荣，政府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最终出现了泡沫。以1991年为界，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泡沫经济”破灭了。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平成不景气”或“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萧条中。这一时期，企业投资不振、居民消费低迷，需求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和企业销售收益减少，经济深陷泥潭。1992-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0.6%，虽然1995-1996年一度出现复苏迹象，但1998-1999年由于受到消费税上调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再次转为负增长。 2）不良债权高企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银行业向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业发放了巨额贷款，“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大幅飙升。据日本大藏省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数字，日本全国146家银行自查的不良债权已经达到76.708亿日元，约占总贷款金额的12%。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部分银行已经无法达到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1997年底，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和具有悠久历史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破产，给金融市场造成极大震动。幸存银行为防范风险纷纷“惜贷”，由此导致的“贷款难”更加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 3）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06%，超过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线，这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1%，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7.4%。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如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抚养负担不断加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等等。 3.2. 主要改革措施 针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在“改革优先”路线和“景气优先”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争论十分激烈。“景气优先”路线主要看重短期政策效果，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改革优先”路线则认为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并非周期性的衰退，而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衰退，依靠宽松需求政策刺激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扭转局面。从桥本龙太郎内阁到森喜朗内阁，日本政府在推进改革上均有心无力，导致改革时机一再延误。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凭藉“无改革、无增长”竞选主张挟高支持率上台，顶住了“景气优先”路线主张者的压力，大张旗鼓地实施了“结构改革”。其中涉及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放松规制，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一直强调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国家，对政府所属的各类经营性机构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在“结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提出了民营化、规制改革计划，即在“民间能做的事情，由民间去做”的原则下，对经济各个领域尤其是公共干预较多、限制较严的领域放松规制，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具体改革举措有：特殊法人改革或民营化；削减对特殊法人的补助金等；推动邮政业实现民营化；对公共金融功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医疗、护理、福祉、教育等领域也引入竞争机制。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在日本具有典型意义，改革前日本邮政业由政府经营，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改革的目的在于放宽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者，从而带动邮政业的高效经营。2005年10月，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邮政民营法案，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获得成功。 2）降低税率，激活经济社会活力。自从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减税主张后，减税已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中也包含减税内容。《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指出，税收政策应该真正成为有利于经济目标实现的手段，今后应向着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方向努力。2003年1月，小泉内阁通过2003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实施减税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法人税实际税率、对研究开发和IT投资实施减税、降低继承税与赠与税税率等方面。按照日本政府估算，2003年度最终将实现总规模1.5383万亿日元的减税，其中主要包括法人减税1.304万亿日元，继承税和赠与税减税0.103万亿日元，金融证券谁减税0.096万亿日元，土地税减税0.21万亿日元等。 3）推出“金融再生计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泡沫经济”破灭后，不良债权一直是困扰日本银行业、企业界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不良债权的来源是实体经济，企业亏损或倒闭的数量增多，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端就是不良债权增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针对这一问题，小泉内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配套改革，即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在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2002年，小泉内阁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具体改革举措包括：通过扩充中小企业贷款机构、设立新的公共资金制度等方式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手段；通过专业机构（如“整理回收机构”，英文简称RCC）减免中小企业债务，盘活不良债权，促进产业重组和企业复兴；提高银行不良债权拨备，强化资本充足率约束作用，对银行制定明确的不良率削减目标并严格检查，切实降低银行不良债权比率。 4）推进养老保险改革，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由于日本人口持续老化，日本养老保险出现了参保者不断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加的困境。2003年度小泉内阁“经济财政谘询会议”制定了《经济财政运营与结构改革基本方针2003》，提出构筑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年轻人对将来充满信心、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社会。2004年，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相关法案》，主要内容是在未来十余年内逐年上调保险费，目的是为了消除年轻人对养老金制度的不信任感，通过更好地把握养老金给付水平和现职人员负担的平衡，建立起可持续性更强的养老金制度。此外，针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2004年通过的《老年劳动法修正案》提出未来十年分阶段强制性地提高退休年龄。 4、日本两次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与缺憾 4.1. 上世纪70年代改革成效 总体看，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供给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减量经营”使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帮助日本逐渐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日本制造业在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日本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日本汽车由于低能耗和高性能而受到普遍欢迎，1980年以后日本汽车产量超越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并大量出口到以美国为首的海外市场中。 2）产业结构顺利完成优化升级。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电子、汽车等产业取代了原来的钢铁、石化等产业，成为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日本产业结构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3）经济“稳定增长”。通过这次改革日本不但成功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而且顺利完成了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增速换挡，1975-1985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日本政府称其为“稳定增长”，该时期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快的。 日本增速换挡期供给侧改革前后资本市场表现：危机倒逼，经济和股市深蹲起跳。 以实施供给侧改革为界，日本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可以概括为：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供给侧改革尚未实施，日本处于增速换挡期的上半场，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后深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日本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转型成功后股市走牛。 1）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出现泡沫后深跌。虽然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减速的要求，但是日本在1969-1972年间并没有认识到增速换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大搞列岛改造，试图把全日本各岛都搞成三大都市圈一样发达（类似中国前几年中西部造城运动）。日本在1969-1972年大幅投放货币，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受刺激政策影响，日本通胀高企，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 2）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实施供给侧改革，辅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无风险利率大降，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牛。以1973年为转折点，日本开始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给企业在调整产能、压缩成本、节约能源、技术创新等方面以压力，同时从刺激政策转向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物价、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挤出边际上无效产能和无效资金需求。在1973.3-1974.10期间，日经指数跌去了40%。自1974.10开始，日本股指在触底后反弹并走牛。1974-1981年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日经指数进入慢牛、长牛。 4.2. 本世纪初“结构改革”成效 经济缓慢增长，股市止跌回升。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萧条之后，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巨大支持，小泉内阁成为90年代以来日本少有的长期政权，小泉本人也成为离任后日本民众最怀念的首相之一。通过改革，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不良债权问题基本得到消除。从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景气复苏，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这次景气的实际增长率虽然不高，平均增长率只有不足2%，增速最高的2004年也只有2.4%，但与上世纪90年代年均1%的增长率相比则有明显改善。由于经济景气有所回升，日本多年来一直疲软的股市也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局面。从2003年4月到2007年6月，东京日经225指数从不足8000点涨到18000点以上，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3. 两次改革的缺憾 1）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待深入。战后日本长期实行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行政指导等一系列以长期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日本有论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尽管在日本追赶欧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日本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制度已经逐渐落伍，日本应及时转型为市场经济型的、政府较少介入的经济体系，而事实上日本至今还残留着限制过多和创新不足等追赶欧美过程中的负面遗产。 2）人口老龄化问题改革进展不足。人口老龄化被广泛认为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主要关注于邮政民营化等议题，对国民普遍关心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关注度不高，改革措施非常有限，人口老龄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小泉内阁也遭到了日本舆论的不少批评。 来源：作者/国泰君安宏观任泽平、解运亮 责任编辑：Shelly 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