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从中国一所公立中学毕业并面临深造决定时，李文涛（音译）知道他要出国读大学。但是，他没有选择澳大利亚、英国或美国这些广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而是选择加入一个相对较小但在不断增长的群体——申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学。 “在迪拜的大学里，一个班级大约有10名学生，”现年20岁的李文涛说。他现在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大学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迪拜分校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在中国，每个班级约有100名学生，非常拥挤，学习效果比较差。” 李文涛说，他的朋友大多选择了英国或美国的大学，但他一直希望有不一样的留学体验。 他想去“一个足够近的地方求学，这样每年夏天能回国去见家人并参加企业实习，因为毕业后我想在中国工作，”他补充说。 阿布扎比、迪拜和阿联酋其他地方的高校正在试图吸引更多像他这样的学生。它们纷纷派出招生团队，前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去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约有360万名大学生在外国求学，其中中国留学生占17%，占比最大。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上海分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说，每年约有2000万名中国学生从高中毕业，其中约20万名学生会前往外国大学继续求学。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上个月迎来了第一批新生。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每年前往海外留学的中国高中毕业生为50万左右。 各国政府吸引外国生源的竞争激烈，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帮助它们与未来精英建立文化联系。短期而言，外国学生还能直接带来学费收入。 例如，英国2013年7月份公布了一份政府政策文件《国际教育战略》(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计划到2018年将英国吸引的国际生提高近9万人，增幅为20%。几周后，巴斯斯巴大学(Bath Spa University)与美国的Shorelight Education公司签订合资协议。巴斯斯巴大学曾是西英格兰的一所艺术学校和教师培训学院，在2005年获得大学地位。Shorelight Education公司专门为合作伙伴大学招收中国籍以及其他外籍学生。巴斯斯巴大学称，预计该合作将于明年为该校带来300名国际学生，到2018年该校国际生数量将上升到2000名。 新西兰政府2013年8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2-13学年，新西兰高校的国际招生数量下降3%，主要是因为学费上升。但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增长了5%，至1.4万多人，占新西兰高校所有外国学生人数的30%左右。 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去年秋季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去年的国际学生人数连续第11年超过任何其他美国高校。南加州大学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人，2012年入学的9000余名国际生中有2515人来自中国。 如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渴望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 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业务发展总监雷·安·琼斯-科斯拉(Leigh Ann Jones-Khosla)说，“这将是我们从招生角度看待中国的第一年，我们仍处于理解这方面巨大潜力的早期阶段。”迪拜国际学术城是一个100%外资拥有的自由区，21所高校已经在这里设立了校区，向2万多名学生提供免税教育。 “我们需要到中国去，面对面地与当地高等教育从业者交流，去了解每年有50万名中国学生出国读大学背后的主要原因，”琼斯-科斯拉女士说，“我们需要让中国学生知道，迪拜的学生签证很容易申请，并且从迪拜高校毕业后很容易找到工作。” 琼斯-科斯拉女士计划代表迪拜国际学术城首次参加今年召开的中国国际教育展(China Education Expo)。中国国际教育展是一年一度的招生洽谈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上海和中国其他三个城市召开。 在中国长大的杨松一澍说，她选择了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原因是她想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城市规划方向的课程，而这一课程在国内高校是没有的。 “我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在国内要进入一个好大学要面临巨大压力，但我感觉国内本科课程不是我所青睐的，因为它们太倚重数学和理科等技术技能，”现年21岁的杨松一澍说。她现在是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大四学生。 “我想集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视觉艺术于一体，当我了解到海湾地区也像中国一样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建设，这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她说，“在中国，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城市化问题，大量的移民和维护文化身份的问题。” 她说，明年春季毕业时，她想在中国或是阿联酋工作，最好所涉及项目与中国有关。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发言人格雷格·布鲁诺(Greg Bruno)说，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有27位像杨女士这样的中国学生。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对于任何地方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或多或少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棘手，国有英文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今年毕业的700万名大学生中有300多万在8月份还在寻找工作。 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仍在艰难蓄势，中国的出口受到打击。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已下降至7.5%，较过去10年每年两位数的增速显著放缓。其中一个后果是年轻人失业率不断上升，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学生的学业选择。 “35年前，中国被完全隔离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雷蒙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如今，主流的愿望是开放的参与。” 他说，由于学生的心态和理想发生变化，中国的高校“需要全面转型，以吸引国际学生和教师并采取能够更好培养学生创造性能力的教学方式。” 雷蒙先生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转型发生前，着眼国际就业市场的聪明的外向型中国学生将继续寻求浸润于外国文化和迥异、灵活的教学风格中。 阿联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是一个大趋势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长，将自身定位为洲际旅行枢纽的阿联酋航空(Emirates)以及其他总部设在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增加了前往和来自中国的频飞航线。房地产及酒店咨询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往迪拜旅行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21.4万人，大幅高于10年前的2.5万人。根据当地报纸报道，2011年，居住在迪拜的中国籍人士的数量约18万人，占阿联酋人口2.2%。有证据表明，自那时以来，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 “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相当多的中国学生，与阿联酋当地的华人人口相匹配，”科斯拉-琼斯女士说，“相比其他经济体，他们在这里能更轻松地获得工作机会。”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责编：Zoe Chan
伦敦不单是英国首都，更是集文化、教育、历史、建筑、购物与休闲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而在经济上，伦敦则是着名的资金避风港，并且对各种海外投资抱持开放态度，因此伦敦的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颇受全球关注，不时成为新闻焦点。于这个竞争激烈的地产市场，不少物业准买家和卖家都想知道怎样才可以达成最有利的交易。要在伦敦购置物业，其中一种较轻松的方法，就是透过楼花交易。首先让我们讲解一下楼花买卖的好处。卖方没有感情包袱 – 买方直接从发展商买下物业，毋须如买二手楼般要猜度卖方对物业有的主观感情，而发展商的定价一般十分清晰，能够对买方的出价马上接受或拒绝。不会随时抬价 – 一旦双方同意物业成交，并经买方委託的律师进行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后，便为最终交易，卖方不得再接受其他买家的出价。交楼清晰 – 卖方在交楼前已订明物业的基本规格，因此买方在收楼时不会遇上有关楼宇状况和配置的灰色地带。楼宇保险 – 一般新楼宇在落成后，发展商会购买长达10年的保险，以防止因楼宇结构缺陷带来损失。管理简便 – 由于楼宇缺陷和其他问题会随时间而显露，因此业主在管理新建物业时会较为轻鬆，而租客在找租盘时，亦更倾向于选择新楼。资金结构 – 按楼花买卖的规定，买方须于楼宇落成前支付一笔按金，金额由售价的10%至30%不等；换言之，这笔资金已被锁定，物业如在收楼前升值，买方亦毋须补差价。交易简便 – 交易的全部过程可遥距操作，因此买方毋须像购买二手市场上的物业般，需要牺牲放假时间，亲自到海外处理。然而，买楼花亦存有潜在风险，例如：售价合理吗？要衡量物业的价值，看售楼书自然比看现楼困难。因此买方如要确保自己没有出价过高，甚至要找到一个「笋盘」，必须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看不见的资产 – 由于物业还未建成，因此买方无法像买现楼般，可以看到甚至摸到楼宇；这是在物业建成前购买必然会产生的机会成本。物业价值可能下跌 –楼宇在兴建期间可能升值，自然也有机会下跌。如果整体地产市道呈下跌趋势，楼宇完成后的价值可能比最初支付的价格还低。给准买家的建议：充分准备 – 不妨对自己有兴趣的市场多作研究，参照二手市场情况，对各项可供选择的物业多作比较。自己要买的物业，自然没有人比你更着紧，因此你必须对资料充分掌握，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小心听取建议和聘用专业人士──只与值得信赖的人合作，并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多听取意见：中介人-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中介人担当重要的指导角色；这些中介人有良好纪录吗？他们的服务够专业吗？你对他们所安排的卖买交易有信心吗？律师 – 每宗物业交易均有一名买方律师，负责为你处理交易事务，所以应确保他们会致力保障你的利益。财务安排 – 假如你需要为物业进行按揭贷款，必须先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能取得银行贷款。保持审慎 – 不可令自己的财政过度紧张，亦不应对物业的升值潜力过于乐观。只有当卖方提出的交易条件令你满意，才落实购买。认识卖家 – 最重要的是找个你信任的卖家。卖家过去的买卖纪录如何？能给你足够信心吗？过往有发展过类似的物业吗？这些你都要了解。就如其他物业市场上的交易一样，楼花买卖是否成功有不少决定因素，但选择买楼花令你更容易于较难进入的市场购得物业。涌正提醒：不论在哪个市场购买楼花，以上基本参考原则均为适用。（据涌正）
在1974年和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分别发生两次破裂。如果对照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日本房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增速换挡期改革转型取得巨大成功。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产业结构偏重，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整。当时日本政府从供给侧实施改革，积极推动和引导企业“减量经营”，同时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改革，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经济和股市持续繁荣。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却是不同的结局。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得到顺利化解，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 本世纪初日本“结构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效。“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小泉内阁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结构改革”，其中供给侧改革措施主要有放松规制和实施民营化改革、减税、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比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定改善，股市也出现止跌回升。 日本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启示。1）改革是唯一出路。应大力疏解产能过剩，淘汰和清理僵尸企业，放松服务业过多的准入限制和管制，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时不我待。改革需要落到实处、扎实推进，拖延改革行动可能会导致今后的问题更加严重。3）增速换挡期，住宅投资告别高增长时代，房地产政策应适应新发展阶段特征，避免寄希望于刺激重归高增长的泡沫风险。4）需求政策定位于配合供给侧改革，避免过度放水刺激。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和本世纪初经历长期结构性萧条后，日本曾两次实施供给侧改革，其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的改革 1.1. 改革的背景：增速换挡 1）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增速换挡后，1974-1991年的18年实现了年均3.7%的增长，属于中速增长阶段。1991年人均GDP达到19355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84.7%，步入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区间。 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客观要求：一是日本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现了一次人口出生潮。自1960年起，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进入了第二轮上升周期，自1960年的160.6万逐年上升（除1966年外）至1973年的209.2万，之后出生人口数逐步显著降低。二是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2）石油危机冲击下“滞涨”发生。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决定削减石油供应量并提高石油价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引起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日本也未能例外。当时日本出现了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等危机表现，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3）能耗和环境污染严重，国民不满情绪高涨。日本的高速增长期是依靠大量能源投入和粗放经营实现的。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从1955年到1964年，日本的能源消耗量增长了约3倍，主要能源也从煤炭转变为石油。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99.7%的惊人程度。日本的水源和空气也都受到严重污染，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环境公害，即镉污染所致的骨痛病、甲基汞污染所致的熊本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大气污染所致的哮喘病，对日本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国民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抗议示威事件层出不穷。到上世纪70年代，以四大公害诉讼均以居民原告方胜诉为标志，日本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已失尽人心，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4）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战后的日本和当时的中国类似，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直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迎来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同时期日本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双重影响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即工人工资开始快速上升。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增长得最多的。 1.2. 主要改革措施：降低成本、鼓励创新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引发一些日本企业自发开展经营调整，这种调整被称为“减量经营”，其核心主要有三条：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负担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和引导“减量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使得“减量经营”成为石油危机后的流行词汇。“减量经营”的实施非常成功，成为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折点。 节约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日本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石油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1975年，日本增加生产能力的设备投资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比重比70年代初降低了约50%。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改造和生产设备更新，有效节约能源。许多高能耗行业积极采取节能技术，如钢铁业大量采用高炉炉压发电设备，石油化工业采用加热炉的废气、余热回收技术，水泥业引进悬浮预热器技术等。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著名的《日经商务》杂志指出，在石油危机后的恶劣环境下，日本企业必须努力压低原材料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成本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从企业借款占营业额的比率看，1978年比1965-1973年平均减少6.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看，1985年比1975年提高7.7个百分点。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当时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业企业在一年内不削减6~14万雇佣人数以降低成本，就无法维持收益。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乃至减少主干劳动力等多种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据日本产业劳动调查所统计，1975年以后的四年中，包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东芝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减员达21万人。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2）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打击，日本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进入“特安法”时代，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特安法”认定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化肥等14种产业为结构萧条产业，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开工率只有60%~70%。针对上述结构萧条产业的调整和疏解方法包括：（1）采取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即由政府与产业界合作预测未来供求，对“过剩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2）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对那些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萧条行业安置工人和转产；（3）允许因供求明显失调、价格降到平均生产费用的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缔结有关限制产量、维持合理价格的垄断组织。“特安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1978年和1979年日本工业连续两年高涨。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已将这个项目视为日本7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成功典范，它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强，1973-1985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增速0.2个百分点，从1970年到198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了8.9个百分点。 2、日本的1974和1991年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不同的结局 2.1.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但这两次的影响差别很大。 第一次房地产泡沫于1974年前后形成。1955-1974年为日本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期，20年涨44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20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31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44倍（年均增速22.2%）。其背景是日本经济快速追赶期，GDP和人口快速增长。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亦即“泡沫经济”）于1991年前后形成。1986-1991年为日本“泡沫经济”的最后疯狂期，房地产价格涨1.7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73%，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年均增速18.4%），其中1987-1990年间年均增速高达24.6%，超过1955-1974年快速上涨期的平均增速。最后疯狂期大城市涨幅明显大于中小城市，而此前差异不大。1955-1985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5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78倍，从1955年算起，差异约为43%。但1986-1991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1%，而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1991年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进入漫长的下跌之旅。 1974年和1991年分别对应日本房价的两个拐点，从绝对值来看，1991年是拐点。但这两个时期泡沫幅度对比，需要考虑通胀和收入增长情况。1975-1991年间，日本所有城市名义房价上涨了167%，六大主要城市房价上涨407%。同期，日本人均名义GDP从4281美元，上升至28541美元，增幅为607%。以日元计价的人均GDP增幅为315%（期间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见，1975-1991年间，以日元计价的日本房价涨幅（167%）低于日本人均名义GDP的涨幅（315%），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涨幅（407%）大于名义收入涨幅（315%）。即日本整体房价泡沫，1974年大于1991年，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泡沫，1991年大于1974年。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是日本进入第二轮经济增速换挡期，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升值、货币政策宽松。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为应对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1986年1月-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五次降息至2.5%，货币供应量连续四年超过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1980-1990年间京都府、东京都和大阪府地价涨幅均在4倍以上，最高峰时日本土地价值约为当时美国的4倍多[ 参见巴曙松着《房地产大周期的金融视角》，P57.]。但1990年3月大藏省启动了对房地产金融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从1991年开始转为直线下滑，之后再也没有回升过。 2.2.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不同结局 如果对照日本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1974年前后的第一次调整幅度小、恢复力强，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1974-1985年日本虽然告别了高速增长，但仍实现了年均3.5%左右的中速增长。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72%，还有一定空间。1974年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接近峰值后，并没有转而向下，在1974-1991 年间维持在高水平。 1991年前后的第二次调整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1991年以后日本经济年均仅1%左右的增长，老龄化严重，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7.4%。1991年以后，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日本央行的下调利率有密切关系：1986至1987年度，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息，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日本央行维持低息政策长达两年之久。低息政策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反映在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上。与美国相同，央行随后的加息刺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1989年5月31日，日本央行加息0.75个百分点，此后的15个月内，日本央行再度4次加息，将贴现率提高到6%，连续加息对日本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巨大打击，东京圈城市土地价格开始了长达15年的持续下跌。 3、本世纪初日本的“结构改革” 3.1. 改革的背景 1）“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萧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繁荣，政府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最终出现了泡沫。以1991年为界，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泡沫经济”破灭了。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平成不景气”或“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萧条中。这一时期，企业投资不振、居民消费低迷，需求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和企业销售收益减少，经济深陷泥潭。1992-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0.6%，虽然1995-1996年一度出现复苏迹象，但1998-1999年由于受到消费税上调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再次转为负增长。 2）不良债权高企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银行业向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业发放了巨额贷款，“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大幅飙升。据日本大藏省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数字，日本全国146家银行自查的不良债权已经达到76.708亿日元，约占总贷款金额的12%。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部分银行已经无法达到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1997年底，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和具有悠久历史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破产，给金融市场造成极大震动。幸存银行为防范风险纷纷“惜贷”，由此导致的“贷款难”更加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 3）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06%，超过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线，这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1%，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7.4%。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如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抚养负担不断加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等等。 3.2. 主要改革措施 针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在“改革优先”路线和“景气优先”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争论十分激烈。“景气优先”路线主要看重短期政策效果，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改革优先”路线则认为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并非周期性的衰退，而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衰退，依靠宽松需求政策刺激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扭转局面。从桥本龙太郎内阁到森喜朗内阁，日本政府在推进改革上均有心无力，导致改革时机一再延误。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凭藉“无改革、无增长”竞选主张挟高支持率上台，顶住了“景气优先”路线主张者的压力，大张旗鼓地实施了“结构改革”。其中涉及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放松规制，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一直强调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国家，对政府所属的各类经营性机构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在“结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提出了民营化、规制改革计划，即在“民间能做的事情，由民间去做”的原则下，对经济各个领域尤其是公共干预较多、限制较严的领域放松规制，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具体改革举措有：特殊法人改革或民营化；削减对特殊法人的补助金等；推动邮政业实现民营化；对公共金融功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医疗、护理、福祉、教育等领域也引入竞争机制。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在日本具有典型意义，改革前日本邮政业由政府经营，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改革的目的在于放宽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者，从而带动邮政业的高效经营。2005年10月，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邮政民营法案，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获得成功。 2）降低税率，激活经济社会活力。自从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减税主张后，减税已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中也包含减税内容。《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指出，税收政策应该真正成为有利于经济目标实现的手段，今后应向着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方向努力。2003年1月，小泉内阁通过2003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实施减税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法人税实际税率、对研究开发和IT投资实施减税、降低继承税与赠与税税率等方面。按照日本政府估算，2003年度最终将实现总规模1.5383万亿日元的减税，其中主要包括法人减税1.304万亿日元，继承税和赠与税减税0.103万亿日元，金融证券谁减税0.096万亿日元，土地税减税0.21万亿日元等。 3）推出“金融再生计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泡沫经济”破灭后，不良债权一直是困扰日本银行业、企业界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不良债权的来源是实体经济，企业亏损或倒闭的数量增多，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端就是不良债权增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针对这一问题，小泉内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配套改革，即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在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2002年，小泉内阁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具体改革举措包括：通过扩充中小企业贷款机构、设立新的公共资金制度等方式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手段；通过专业机构（如“整理回收机构”，英文简称RCC）减免中小企业债务，盘活不良债权，促进产业重组和企业复兴；提高银行不良债权拨备，强化资本充足率约束作用，对银行制定明确的不良率削减目标并严格检查，切实降低银行不良债权比率。 4）推进养老保险改革，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由于日本人口持续老化，日本养老保险出现了参保者不断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加的困境。2003年度小泉内阁“经济财政谘询会议”制定了《经济财政运营与结构改革基本方针2003》，提出构筑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年轻人对将来充满信心、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社会。2004年，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相关法案》，主要内容是在未来十余年内逐年上调保险费，目的是为了消除年轻人对养老金制度的不信任感，通过更好地把握养老金给付水平和现职人员负担的平衡，建立起可持续性更强的养老金制度。此外，针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2004年通过的《老年劳动法修正案》提出未来十年分阶段强制性地提高退休年龄。 4、日本两次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与缺憾 4.1. 上世纪70年代改革成效 总体看，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供给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减量经营”使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帮助日本逐渐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日本制造业在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日本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日本汽车由于低能耗和高性能而受到普遍欢迎，1980年以后日本汽车产量超越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并大量出口到以美国为首的海外市场中。 2）产业结构顺利完成优化升级。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电子、汽车等产业取代了原来的钢铁、石化等产业，成为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日本产业结构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3）经济“稳定增长”。通过这次改革日本不但成功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而且顺利完成了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增速换挡，1975-1985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日本政府称其为“稳定增长”，该时期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快的。 日本增速换挡期供给侧改革前后资本市场表现：危机倒逼，经济和股市深蹲起跳。 以实施供给侧改革为界，日本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可以概括为：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供给侧改革尚未实施，日本处于增速换挡期的上半场，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后深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日本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转型成功后股市走牛。 1）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出现泡沫后深跌。虽然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减速的要求，但是日本在1969-1972年间并没有认识到增速换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大搞列岛改造，试图把全日本各岛都搞成三大都市圈一样发达（类似中国前几年中西部造城运动）。日本在1969-1972年大幅投放货币，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受刺激政策影响，日本通胀高企，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 2）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实施供给侧改革，辅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无风险利率大降，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牛。以1973年为转折点，日本开始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给企业在调整产能、压缩成本、节约能源、技术创新等方面以压力，同时从刺激政策转向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物价、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挤出边际上无效产能和无效资金需求。在1973.3-1974.10期间，日经指数跌去了40%。自1974.10开始，日本股指在触底后反弹并走牛。1974-1981年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日经指数进入慢牛、长牛。 4.2. 本世纪初“结构改革”成效 经济缓慢增长，股市止跌回升。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萧条之后，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巨大支持，小泉内阁成为90年代以来日本少有的长期政权，小泉本人也成为离任后日本民众最怀念的首相之一。通过改革，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不良债权问题基本得到消除。从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景气复苏，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这次景气的实际增长率虽然不高，平均增长率只有不足2%，增速最高的2004年也只有2.4%，但与上世纪90年代年均1%的增长率相比则有明显改善。由于经济景气有所回升，日本多年来一直疲软的股市也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局面。从2003年4月到2007年6月，东京日经225指数从不足8000点涨到18000点以上，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3. 两次改革的缺憾 1）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待深入。战后日本长期实行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行政指导等一系列以长期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日本有论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尽管在日本追赶欧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日本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制度已经逐渐落伍，日本应及时转型为市场经济型的、政府较少介入的经济体系，而事实上日本至今还残留着限制过多和创新不足等追赶欧美过程中的负面遗产。 2）人口老龄化问题改革进展不足。人口老龄化被广泛认为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主要关注于邮政民营化等议题，对国民普遍关心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关注度不高，改革措施非常有限，人口老龄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小泉内阁也遭到了日本舆论的不少批评。 来源：作者/国泰君安宏观任泽平、解运亮 责任编辑：Shelly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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