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恩布尔及薛顿想要建设澳洲，也想要获得选票。据澳联社报道，澳洲两党特恩布尔及薛顿都在周一公布关于基础设施的承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两个党派间的选票旗鼓相当。支持工党与支持联盟党的比例为51-49，工党稍稍领先。但特恩布尔作为首选澳洲总理候选人支持稍有下降。作为总理首选候选人，薛顿支持率领先特恩布尔15个点。今天，特恩布尔去到梅林布拉（Merimbula）选区，在新州远南部海岸保证将投资1,000万澳元进行伊甸港（Port of Eden）扩张建设，还会另外投入120万澳元对梅林布拉机场进行升级改造。项目目的在于增加州际及海外游客，振兴当地旅游业，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伊甸港扩张项目耗资4,400万澳元，预计于2018年完工。项目资金主要有新州政府提供，计2,900万澳元。而反对党工党首领薛顿则前往柏斯，宣布将修建更多铁路线路。这是此次联邦大选薛顿到西部城市的首次竞选访问，承若在未来6年内会对西澳轨道交通项目（Metronet project）投资1亿澳元。（据澳洲新快网报道）
最近，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几个在加拿大小镇投资的成功业主。这几个小镇商业投资成功的案例非常有价值，其成功经验非常有借鉴意义，而且该投资对于大多数有一技之长的新移民具有可操作性。该案例的优点就是投资小，投资周期短，投资回报率高。在五六年前，投资者在离多伦多半小时车程的小镇投资16左右加币，买一栋商业物业。经过投资者自建，改造，发展相关商业，直至商业产生可观现金流，整个物业资本化的价值增值到60万多加币。而且一举摆脱新移民工作，生活被动的局面，在多伦多，快速实现从新移民到中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打工者转变成为小生意业主，最终实现新移民梦想！从成功者的创业经历可以得出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有非常开阔的视野，他们都具有开拓意识，和他们都敢于实践和创业。首先，投资者的视野对于选择正确的投资项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资者视野越是开阔，选择的投资机会就会越多，投资的成功率就会越高，投资的回报率就会越理想；反之，投资者的视野很狭窄，选择的投资机会就会越少，投资的成功率就会越低，投资的回报率就会不太理想。在多伦多，一些新移民一提到投资就会联想到买楼花，就会想到大杠杆和巨额投资高档房子。当然，有一些先期投资者确实在这方面投资挣到了钱。但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机投资一样的楼花，其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先期投资者得益于先机，后来者可能失去这获利的机会。其实，在加拿大新移民还有很多良好的投资机会，而且其收益远远好于楼花，风险性也远小于投资楼花。例如，很多新移民将投资的区域延伸到边远小镇，投资的领域扩展到商业领域。并取得非常优异的的成绩。我的几名客户，五六年前，他们选择在多伦多附近小镇投资，只投资十几万元，买个空商业物业，经过他们改造，创办华人餐馆和便利店。经过精心策划和经营。生意从无到有，从清淡到繁荣。他们的物业也随之大幅度增值。从原来的十几万到现在的六十几万。他们在那些小镇不但成为小生意业主，使自己的资产得到大幅度增值，而且过上轻松愉快的生活，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其次，这些成功的投资者都具有开拓意识。开拓意识也可以说成先导意识，就是做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投资的成本小，投资风险小，投资回报率高。众所周知，20多年前，那时多伦多的商业物业非常便宜，很多当时的中国香港新移民投资很多商业物业，如角街的PLAZA，现在这些老移民的物业不但增值很多，而且每年还有很多租金收入。这些先期的移民在多伦多过得非常轻松自在。而我们这些晚期来的移民如果还沿袭他们的成功路子在多伦多走下去。在多伦多继续投资这类价格已经很高物业，投资回报率已经很低，而且还存在风险。但如果人们有开创意识，那就会不同了。人们不再局限选择多伦去投资物业。而选择周边的小镇，那里投资环境好就像20多年前的多伦多，那里的物业非常廉价，那里的投资回报率高，而且风险小。虽然，这些小镇距离多伦多稍远一点，但人们还是有机会向早期中国香港移民一样，以较小投资获得较为成功商业投资。从而赢得在加拿大轻松，快乐生活。千万不要认为小镇落后，其实，对于新移民来说，小镇各方面与多伦多相差无几，而且如果新移民有开拓意识，小镇真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的小业主对我说，即便在小镇拥有几十，几百英亩土地和蓝天，拥有一个庄园，在自己的土地上创业发展个人事业，也比在多伦多整天打工当房奴强。再者，这些成功投资者都富有实践和创业精神。一旦考虑成熟的事情，就开始付诸实施。有行动才能有结果。成熟的投资方案，一旦付诸于专业性的具体操作，产生良好的投资效果是必然的。在多伦多，很多新移民在国内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但来到多伦多，由于语言问题，可能很难找到专业工作。自己的专业技能没法发挥，自身的价值也体现不出来。这时，人们面临两种选择，如果新移民年轻，语言还好，可以选择到COLLEGE进修，继续找一段时间的专业工作；但如果年纪比较大，语言又不好，还是选择创业更好些。年龄大，经验多，考虑事情比较全面，创业的成功率要比就业的成功率高很多。创业成功也是成功，有时甚至比就业成功还更有意义。一样受人们尊重。在多伦多周边小镇，有很多高学历的博士，硕士，学士在运营着小生意，也有一些根本没有上过大学的移民经营小生意，甚至还雇了一些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新移民。在加拿大要改变国内三十年前那种“学而优则士”的陈腐观点。这观念在加拿大早就过时了！在这里，实践比文凭有价值的多，人们尊重成功的小生意者要远远胜过既没有专业工作，又没有个人事业的这个“士”那个“士”。这是因为，这些成功的小生意者，不但能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支撑整个家庭的生活，带领一家人在加拿大过轻松快乐的生活，还服务于社区，还贡献于社会。最后，需要澄清的是小镇落后，生活质量差的误导。实际上，加拿大完全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在加拿大，人们不论是生活在大都市还是生活在小镇，享有的社会资源是相同的。这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人们优先占有社会资源，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在多伦多附近的小镇，那里的学校，医院，以及商业网点与多伦多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小镇的人们得个急病，如果路上交通不方便，那直升机就会接病人到比较好的医院。人们不会因为生活边远，而错失医疗时机。教育也是一样，在边远小镇孩子的成绩符合上大学的资格，和在多伦多的学生同样机会可以上大学。但如果人们想找像华人社区的应试教育“名校”是找不到的，也没有必要。在多伦多，笔者也受过当地的高等教育，当地的教授在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特别提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家庭事业的成功经验非常有助于下一代的成功。所以，选择创业成功，本身也是对下一代人一种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教育。总而言之，在小镇的商业投资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选择小镇进行商业投资，不但投资小，风险小，效益高，成功率高。一些新移民的成功案例已经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在多伦多，如果人们感觉打工很辛苦，又感觉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多伦多投资物业。选择去小镇开展自己的事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里的物业价格很低，没有经历过人为炒作，物业价格还停留在多伦多二十年前的水平。所以，新移民不要将投资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多伦多，而是要在更广阔的区域选择投资机会。选择投资成本较低的小镇去投资，先入为主。在小镇开创个人的事业，在加拿大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自己的事业成功必将深刻地影响和教育下一代。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这种创业成功教育，这种“穷则思变”“变而能通”教育要远远比那虚名校，虚名次的，又苦又累的应试教育要有意义的多，要重要的多!欢迎前往加拿大投资指南。
近年，加拿大部分地区生育旅游似乎有逐年上升势头，引起医院和医生们的关注，引发人们对出生地国籍法之讨论。多伦多LP集团执行合伙人戴卫森（Alex Davidson）对CTV新闻说，目前全球局势不稳，感觉有几个国家赴加旅游生子现象需求日益上升。2类人来加生产戴卫森说，他发现生育旅游一般有2类人。一类是有钱人，一般来自欧洲等发达国家，这类人希望给孩子再弄一个国籍，一般有能力支付在加拿大任何地方1～2万的生产费用。最近他的客户中有英国人，这些人担心前不久英国脱欧对国家未来的影响。另一类人来自贫困犯罪多发等落后国家，这些人想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希望在加拿大生下孩子后，孩子将来能为全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后方保证。他说，加拿大全球口碑不错，被公认是地球上最安全的港湾。他的公司，主要帮助生育旅游客户在加拿大找到临时住所，同时公司手头还有一批愿意服务外国孕妇的加拿大医生名单。一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自称叫Elena的俄国孕妇，目前正在多伦多待产。她对CTV新闻说，孩子一出生后就能拿到加拿大公民身份和护照，享受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这对孩子未来非常有好处，孩子长大后，也可自由选择是住在俄国还是加拿大。医生：加式慷慨被钻空子卡尔加里妇产科医生马塔托尔（Fiona Mattatall）女士在最近的加拿大妇产科医生协会（SOGC）大会上透露，近年卡尔加里医院接生的外国孕妇人数呈上升趋势，全市每个月总计接生近10名“护照婴儿”（passport babies）。许多医生对此现象非常不满。外国孕妇在加拿大医生产子后，有些会支付生产费，有些却在生产后偷偷溜走，给医院留下一大堆账单。卡尔加里麻醉师派特卡（Saul Pytka）医生对此现象感到非常气愤和无奈，认为加拿大是个慷慨的国家，却被这些人任意钻空子和利用。加拿大国籍法规定，加拿大土地上出生的所有婴儿，出生后即自动获得国籍，外交官子女除外。目前G7国家中，仅加美2国采用出生地国籍法，其它国家，如法德澳等国，均已取消出生地国籍法，规定本国出生婴儿，除非父母至少有一方为本国公民，才能自动获得国籍。目前在加拿大，生育旅游并非非法行为。生育旅游具体数据，目前仍无官方正式统计，有些人认为，目前这一数字还很微不足道。加拿大统计局2012年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出生的38.2万婴儿中，仅699名为外国孕妇所生。有移民顾问表示，过去几年中，这一数字一直在上升，许多网站都有帮外国孕妇来加生产的广告。有个网站上广告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加拿大护照。国籍法修订代价大2014年，移民官员一份报告曾敦促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修订国籍法，改成婴儿要想获得国籍法，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加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但报告援引数据非常有限，得出结论是由于修法可能面临障碍，会给省和地方政府造成成本压力。温哥华移民律师Will Tao上周对CTV新闻也说，全面修订国籍法，可能代价很大。来加生子非常可能还不非法行为，但政府需遏制这一做法，中介机构为外国孕妇提供来加生子的做法得喊停止。他还说，目前人们、尤其是卑诗居民担心这一现象，是因为对外国人身份这一定义有些误解。许多在加产子的外国人，本身都拥有加国学签或工签，这些人都在为获得永居身份在努力。请愿修法网站搜索页面显示，多达几十个国家的中介机构打广告推销来加旅游生子服务。卑诗烈治文山居民斯塔楚克（Kerry Starchuk）女士最近发起一项请愿，要求渥京修法，停止给在加拿大出生的外国婴儿授予国籍，规定外国婴儿要想获得国籍，父母至少应有一方为本国公民或永居民。斯塔楚克对CTV新闻说，她发起这项请愿，是因为家附近有幢房子，改造成一幢专门给来加生子的外国孕妇提供服务月子中心。这种做法太不应该，政府应制止这种做法。据悉，该请愿得到保守党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支持，自6月16日起已征签6700个，最终会提交国会讨论。温哥华太阳报报导，截至今年3月31日的1年期间，卑诗烈治文山医院出生的1938名婴儿中，高达299名为外国婴儿。斯塔楚克说，加拿大的医院完全被这些来加生子的外国人甚至是美国人所利用。（据互联网报道）
在2015年2月的最后一天、两会召开的前夕，沉寂了一年之久的柴静，携纪录片《穹顶之下》出现在公众眼前。从央视离职后的她，被定义为“自媒体”、“公民记者”。这场因名人效应引发的大众对雾霾的集体重新关注，被描述为自媒体力量的兴起、与主流媒体完美合作的示范。 可就在一夜间，对柴静自费百万拍摄雾霾纪录片的惊叹关注，全被淹没在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诋毁、甚至人身攻击、个人喜好里。视频流传的当天晚上我完整地看了一遍，从新闻由头、事实呈现、追溯原因，到多方剖析、经验借鉴、行动建议，加上柴静条理清晰、思维连贯、语速得当、字字珠玑的演讲串联，这个纪录片的专业性可谓毋庸置疑。 曾身处与柴静一样的职业背景，我深知作为一名致力于追寻、记录、报道事实真相的记者，对关注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常常与改变不了现实的无力感冲撞、碰击、斗争。记者的职责不是改变，而是督促改变。这种改变的困难和阻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穹顶之下》号召环保体制的变革、政府部门的作为、你我行为习惯的改变，这种督促远未见效之前首先得到了大众对其行为动机、利益集团背景、私人八卦的阴谋论的诋毁，可想而知前方还有多少重重阻力。 我不是柴静的粉丝。她歪着头向对面的嘉宾咄咄逼人时，担心她活得太沉重。这几年好了一些，脸上多了很多笑容——《穹顶之下》的演讲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如何，这个片子激发了我对雾霾的重新审视。 刚来英国留学时，我曾有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国。飞机落地北京首都机场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雀跃极了。当我进了航站楼走向安检台的时候——我深深地记得那个画面——T3航站楼里可以用“尘土飞扬”来形容，空气里满满的黄土颜色和灰尘的味道，我下意识地捂住口鼻。这座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因八个月的离开，带给我鼻子、呼吸道强烈的不适应感——也许因为在英国习惯了那里的蓝天白云。 英国是一个多雨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开车的人最害怕洗车后的第二天下雨——车白洗了，雨一淋全是花花的泥点子。在英国，尤其是住house的居民，习惯将车停在路边或露天院子里。当然这边很少暴雨，而平日里的淅沥小雨，是根本不用担心车子弄脏的。甚至人人都没有下雨天打伞的情况——至少雨不脏。如果你住在伦敦市中心，比如金丝雀码头的某栋高楼里，平时天晴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远眺到15英里外的希思罗机场——据说曾经的北京，也能在后海银锭桥远眺到西山。 三个月前我因工作需要回国出差，一名曾在英国留学的男士，带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宝宝过来咨询移民英国的事宜。他从英国毕业回来北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发展相当不错，但他现在，执意重回英国。“尤其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很多时候想带宝宝出门遛个弯儿，但空气实在太差劲了，常常雾霾，就不敢带孩子出去了。”他对我说：“为了孩子的成长，看来我必须得带他们重回英国”。 柴静拍《穹顶之下》也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她在片子里并未讲女儿未出世患肿瘤与雾霾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关心女儿的健康问题而开始与雾霾死磕，从母亲的立场来看，是十分能够被理解的。食品安全、大气污染、成长环境等等这些在国内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对于我这个还没当妈的人来说，已经为将来的孩子考虑到了，何况成千上万的母亲呢！必须承认，这也是我选择留在英国的原因之一。 “雾都”伦敦如何自救的？ 伦敦也曾为“雾都”。柴静在片子里特意来到伦敦寻访治理雾都的经验。我们都知道1952年12月5号那场著名的伦敦大烟雾事件，冷空气横跨英吉利海峡，覆盖整个泰晤士河谷，把煤烟控制在云层之下，造成一万两千多人因此死亡。那时英国政府在二战之后大力发展煤炭工业、振兴经济，高品质的煤炭全部用于出口，普通英国老百姓使用的大多是劣质煤炭，再加上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工厂、烟囱林立，已经排了几十年的工业废气的积累，终于酿成了大烟雾事件。1953年英国政府终于决定成立“空气污染委员会”，之后通过《清洁空气议案》、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案》。在1960年至1970年治理空气的十年间，英国的空气清洁状况有了质的改观，同时让人惊讶的是，由于清洁能源和新兴行业的替代，英国的GDP在这十年间同时也增长了一倍。 伦敦的巴特西电站，四根103米高的烟囱，曾经是英国工业革命巅峰时期的象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后，曾每星期烧煤一万吨，维持伦敦五分之一的电力供应。而自1982年“退役”以来，巴特西电站已经成为了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演出时，也曾作为伦敦的六个建筑形象代表之一，出现在舞台。现在，围绕着四根烟囱，巴特西商住综合开发项目成为了伦敦市最大的开发项目——其代理机构仲量联行透露，当巴特西首期住宅项目推出时，一周内即售出75%，刷新英国卖房记录。目前新建的三期项目，在去年10月底甫一推出，也延续了疯狂抢购态势。英国人对于“空气污染”是心有余悸的，但在旧城改造时，这四根烟囱是明令禁止拆除的受保护对象——它们将一直矗立在泰晤士河畔，提醒着人们英国曾经的辉煌与经验教训。巴特西情结也已深深融入了英伦文化的血液里。 不是说英国现在的大气环境有多么的好，居住在这里感受多么的优越。伦敦市长鲍里斯斥资改善伦敦空气质量污染的措施仍被诟病，伦敦的空气质量时至今日还被英国媒体各种监督吐槽——比如媒体指责伦敦尤其是牛津街，是全世界二氧化氮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但这也正是体现了英国媒体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有力——有报告说，根据英国2013年全面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伦敦达到“危险等级”的天数仅为8天，其他城市更少。这里蓝天白云的时间确实比国内多太多了。 我的朋友圈里一位在英国定居数年的长辈说：“上周，舅舅在北京被确诊为咽喉癌，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雾霾。这是我第一次把雾霾和我亲人的健康联系在一起。”每次短暂的回国，严重的雾霾尽管已感不适，我还是觉得与我无关。但这次我真的觉得雾霾已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在侵噬普通百姓的生命。我看了柴静的纪录片，也看到了各种纷至沓来的评论。无论怎样，柴静以她的影响力，从民间发出了对雾霾的挑战。 同自费拍过食品安全纪录片的崔永元说：“我认为《穹顶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启蒙作用。柴静的纪录片，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步，但对于国家雾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计。” 同为前电视人的我，欣赏她仍坚持发现真相、深入调查、呼吁改变的追求；在名人效应的光环下，所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变难行的无力感；我更期待咱们国家的雾霾治理能够在十年内真的取得一些成效，重现多些蓝天白云，那么届时，我也能够牵着自己孩子的手，对他／她说：看，这是我们的家。 Annie.胡专栏全集： 胡悦解说伦敦房产投资 欢迎读者发邮件至editorial@juwai.com提问及发表评论，或邮件annie_huyue@163.com与Annie零距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