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到过新加坡的人都感受过新加坡中央空调的厉害，尽管是一个热带国家，因为有了强大的中央空调系统，很多白领还是能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裤去上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空调成了这个热带国家文明的起点。有人将新加坡称为“空调之国”，的确，新加坡人舒适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央空调的调控了。但这个说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新加坡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稳定有赖于政府的有效调控。

 公共住房是政府调控最直接的产物。新加坡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房荒，有数据显示，1959年84%的新加坡家庭居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里，其中40%的人居住于贫民窟和窝棚。6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着手大力兴建公共住房。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容纳了81%的新加坡居民，新加坡人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92%。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在民众中享有的较高的支持率。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共住房政策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政府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新加坡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带动了新加坡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

以族群问题为例，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华人大概占总人口的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群占2.4%。在新加坡建国之初，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都有各自聚居的街区，而华人则因为各自的方言不同而进一步分化，类似的族群聚居街区挤压了公共交流的空间，加剧了族群与族群的割裂。在建国之初，族群冲突是新加坡面临的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然而，公共住房的推广却扭转了这一局面。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力求保留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认同，但强调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公民认同，增加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而正是“居者有其屋”的治国理念，为统一公民认同的产生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分配遵循严格的族群比例。如果一个业主打算将其拥有的公共住房卖掉的时候，他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查一下社区的族群比例，假如华人的比例已经满额，业主就不能再将自己的房屋卖给华人买主。正是公共住房的普及促成了不同族群的混居。

不仅如此，公共住房在弥合社会阶层分化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国家，购买公共住房是低收入群体的特权。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公共住房区逐渐成了穷人区，甚至是贫民窟。相反，新加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了购买公共住房的收入限制，很多中产家庭也因此摆脱了“夹心阶层”的困境，获得了购买公共住房的资格。得益于宽松的公共住房政策，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公共住房有相似的小区环境、标准的户型，这都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

再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政府推崇亚洲价值观，反对西方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新加坡政府不支持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起养老的责任。然而，要推广这样的价值观，仅仅喊几句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儿女是否真的能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政府来说，公共住房是成了其推广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政府从1978年开始推行“联合抽签计划”，这一计划允许父母和已婚的子女一起抽签，并被分配到距离不远的小区。不同的小区使得父母和已婚子女可以保留一定的隐私，同时，地理上的近便又拉近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距离，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相互支持成为了可能。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享受了政府的福利，居民自然就有了遵守政府规定的义务。高空抛撒垃圾、非法出租等是困扰很多政府的城市顽疾。在新加坡，有类似行为的业主则面临着被驱逐的可能。不久以前，就有一名女士因为养狗而严重扰民，经警告后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最终被驱逐出了小区。

大到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小到加强城市管理，公共住房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带来的不仅是普通新加坡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政府政策执行手段的多样化和执政能力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普通人的福利，也是执政者的福利。